余斌：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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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了充分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级研究机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强阵地功能、决策智库功能和学术殿堂功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了2020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好文章”评选活动，经过院内外专家三轮严格评选，从院属各单位推荐的我院在职人员2020年发表的216篇候选文章中，评选出“好文章”50篇。“马克思主义研究网”公众号将联合“新时代新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国际思想评论”、“科学与无神论”、“思想火炬”、“马经青年”公众号分期推出评选出的50篇“好文章”，以飨读者。

余斌：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摘要: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研究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用唯物主义的自然史的方法论述经济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如下新境界：准确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准确把握中国经济新常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等。历史发展没有止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开拓也没有止境。而要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需要有科学的方法论和正确的思考方式，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做到“六个坚持”，具有批判精神，尤其是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生产关系

《求是》杂志2020年第16期发表了习近平同志的文章《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以下简称《习文》），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反响。

一、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区别

《习文》指出，“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在这里，习近平同志提到了三个概念，即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很显然，经济学是一个总称，政治经济学只是经济学的一个子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子集。为了更好地区分各种经济学门类，从而说明为什么《习文》进行这样的强调，我们将经济学门类分为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进而将政治经济学子门类又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者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又称为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其中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有时也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

上述分类是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找到依据的。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强调：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配第以来的经济学，它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恩格斯在谈到《资本论》第一卷时也指出：“在这本书中作者怀着愤怒的心情，把现在流行的乏味的经济学，或者他极其恰当地称之为‘庸俗经济学’的经济学，与它的古典的先驱者（到李嘉图和西斯蒙第止）对立起来”。

事实上，现代经济学都是起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恩格斯早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指出：“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出现，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代替了简单的不科学的生意经。这种从商人的彼此妒忌和贪婪中产生的国民经济学或发财致富的科学，在额角上带有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然而，不仅恩格斯在其中批判的国民经济学后来也同样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被批判过，甚至恩格斯的这个大纲也曾经被译成《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因此，现代经济学的古典先驱，不论是曾经叫作国民经济学还是政治经济学，都可以算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里面。随后，从这个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分化出了两个与它对立的分支：一个是庸俗经济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庸俗经济学的分化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阶级斗争发展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为了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或古典政治经济学还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尽管其中的谬误非常多。但是，随着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取代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和封建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而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从实践发展到理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就逐渐被企图调和阶级矛盾和为资产阶级进行辩护的庸俗经济学所取代。这种庸俗经济学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马克思指出，庸俗经济学“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从而这种庸俗经济学很自然地就陷入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到的拜物教中。显然，与研究“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内部联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陷入拜物教之中的庸俗经济学自然是荒谬的、错误的。例如，庸俗经济学为了对抗首先由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的劳动价值论而提出了效用价值论，企图将早就由古典政治经济学区分为二重物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合二为一，由使用价值直接规定交换价值或价值。但是，庸俗经济学显然忘记了即使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变，一旦它的生产费用下降，其交换价值或价值也会下降。

与庸俗经济学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甚至“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只能把它“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现出来”而不能“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不能科学地揭示出来，其原因就在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完全是一边倒的，是倒向资本一边的”。马克思指出：“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本能地坚持亚当·斯密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范畴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范畴混同起来的做法，并且在一个世纪中一代一代不加批判地沿用这种做法。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里，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和投在原料上的那部分资本根本没有区别，而仅仅在形式上——看它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还是完整地通过产品而流通——和不变资本相区别。因此，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从而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现实运动来说，基础一下子就被破坏了”。

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相比，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用崭新的唯物主义的自然史的方法论述了经济关系”，“有极大的科学确切性”。恩格斯甚至明确指出：我们“不是说马克思已经提出了充分的论据；我们只是说：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全体经济学家中间有哪一个人能把这些推论驳倒”。这也是为什么《习文》要指出“通过重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化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指出，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是“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是“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马克思指出，在英国工人阶级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这一工厂法的斗争过程中，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曾经表示反对，他们鼓吹对于工作日的任何立法限制都必然要为英国工业敲响丧钟。但是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实施后却取得了工人与工业资本家双赢的结果，尤其是对于工厂工人来说，他们在体力、道德和智力方面都得到了非常良好的发展，以至于“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政府都不得不在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之后采用了英国的工厂法，而英国议会本身也不得不每年扩大这一法律的应用范围”。从而，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但在实际和原则上获得了胜利，更使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较量中获得了胜利。

当然，从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出发，资产阶级及其学者自然要反对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是，违背了科学总会碰得头破血流的。反复爆发的经济危机，迫使想要保住自己钱袋子的资本家，不得不在完全无力解释经济危机的庸俗经济学与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选择后者，尽管他们十分排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这也是《习文》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少西方学者也在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论》，借以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这一现象的原因所在。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胡锦涛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党的十八大报告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发展成果。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八个“必须坚持”。这八个“必须坚持”都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提出来的，其中“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就是基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发展成果提出的，而且也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做到这四个“必须坚持”。不仅如此，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论述其他内容时，也有一些地方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发展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主张：“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要在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中发挥人民的主人翁精神，使人民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是人民要能够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首先就需要拥有经济和文化事业。而只有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才谈得上由人民来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而且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只有在人民拥有并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此，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建设，实现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实际上就是要通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的解放创造出充分的现实手段。事实上，以人为本的核心在于实现人的解放，而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强调既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公有制经济方面，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领域的发展，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在非公有制经济方面，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并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这实际上就是要发挥多种所有制形式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上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意味着在旧社会里要进行革命，而在新社会里要不断地进行改革。他们还指出：“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这意味着不能在封闭的状态下建设共产主义，必须对外开放，与世界互动。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得到了发展，而且使世界发生了变化，整个世界处于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美国的资本主义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困难境地，社会主义甚至成为个别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竞选口号。

马克思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谈到“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时也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加大分配和再分配的改革力度，解决收入分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这其实正是生产力要归人民所有的体现，事实上也只有生产力归人民所有，而不是归少数私人或少数家族所有，才有可能实现共同富裕。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而马克思早就指出，作为众所周知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按劳分配，“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过商品交换来采用或实现这一原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把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发展的原因，这是因为在这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是通过商品交换来配置构成资源的商品。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这就是说，生产力越强大，越需要也越适合使它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而这样做就是要加强宏观调控，像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说的那样“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制定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快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推动先进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而马克思曾经提到，“自由贸易的信徒从每一个工业部门找出几个特殊品种的生产，把它们跟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中一般消费品的最廉价的生产等量齐观，这真是太可笑了。”这说明我们要像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合理布局产业种类，努力做到与工业最发达国家的生产水平相当。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要求必须在分配制度方面深化改革，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使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过程中要效率与公平兼顾，从而使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均得到稳步提高。这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坚持。而且马克思曾经提到，“英国工厂主在实行1834年的济贫法以前，把工人靠济贫税得到的社会救济金从他的工资中扣除，并且把这种救济金看作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表明如果初次分配不顾及公平，那么再分配也无法实现公平。这是因为，再分配对低工资收入者的补助，会在初次分配中从低收入者的工资里扣除，从而变成给低收入者发工资的富人们的补贴，使得初次分配更加不公平。只有“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才能保证初次分配顾及公平，也才能使“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能够落到实处。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不断开拓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新境界就是准确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注意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有了变化。首先是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有了变化，与仅仅追求温饱或仅仅达到温饱时不同了。对此，习近平同志首先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这个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上升为“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以后这个需要进一步上升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此同时，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达到世界第二的水平。尽管我国在不少方面还落后于世界最高水平，但在不少方面也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比如高铁建设和5G通信等，甚至在一些方面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而“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足以正确反映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生产状况。习近平同志又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准确地表述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进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准确地表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既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新阶段主要矛盾的正确表述，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典型体现。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新境界就是对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准确把握。实际上，只有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实质才有可能采取适当的经济社会发展措施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不少反华势力，趁机鼓吹中国经济崩溃论，也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是否健康有所忧虑。对此，习近平同志冷静而清晰地指出，这只不过是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他用一个比喻来说明经济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如同一个人，10岁至18岁期间个子猛长，18岁之后长个子的速度就慢下来了。他还提到，有人问，新常态是一个好状态还是一个坏状态？他的回答是，这种问法是不科学的。新常态是一个客观状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内在必然性，并没有好坏之分。习近平指出，新常态下，尽管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习近平同志的这个论断是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会提高从而导致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以及任何一个经济都不可能以几何级数无限增长的规律，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的一个新规律，展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马克思还提出，利润率的下降不妨碍利润总量的提高：“同一些规律，使社会资本的绝对利润量日益增加，使它的利润率日益下降。”习近平同志在这个基础上也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指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体量已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可以在全世界排到第十七位。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显然，虽然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下降了，但根本谈不上中国经济要陷入崩溃的问题。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速会不会进一步回落、能不能爬坡过坎。风险确实有，但没那么可怕。中国经济的强韧性是防范风险的最有力支撑。我们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以目前确定的战略和所拥有的政策储备，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

习近平同志的这段话涉及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三个新境界，那就是“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从供给侧发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改革开放之后，在党的十八大以前，中国宏观调控的思路主要是扩大内需，从需求侧入手进行宏观调控。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单纯地从需求侧进行宏观调控已经是不够的了。这是因为这种宏观调控容易刺激低端供给的增长，使经济增长粗放化而不是集约化，不利于刺激科技创新，不利于产业升级，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好更快更高水平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对比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习近平同志指出，“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相比，西方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供给学派，声称要从供给着手推动经济增长，但是，这个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政策措施是减税，而且是对资本家减税，通过减税增加资本家保留在手里的剩余价值，以便资本家将这些多出来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以增加生产的供给。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资本循环学说，这些剩余价值转化为生产资本以增加供给之前，首先会增加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需求，而这一学派名为供给学派，实际上还是从需求侧着手调控。但供给学派与凯恩斯主义主张直接通过政府拉动需求不同，而是间接地指望资本家看在钱多得无处可花的情况下把钱投入生产。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需要宏观调控的时候，一般是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这个时候正是商品过剩的时期，资本家手里的钱再多，也不会主动扩大生产，使商品过剩的危机更加严重，而是会等待危机过去、市场好转才会投入或加大投入生产。因此，供给学派虽然是一个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学派，但他们的主张从来没有取得过任何有效的宏观调控成果，其声望远不如过时了的凯恩斯学派。但是，他们对中国的一些人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与只知道让利而不知道生产过程的供给学派相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所主张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从而有效推动经济转型增长。

马克思指出，“正如一切都已成为垄断的，在现时，也有一些工业部门支配所有其他部门，并且保证那些主要从事这些行业的民族统治世界市场”。当今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走近并站在世界舞台中央，就必须使中华民族成为对世界市场有重要影响的民族，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必须重视发展那些支配所有其他部门的工业部门。而当前对中国来说，“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国内庞大的市场没有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推进供给侧改革，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发展理念，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近几年，美国经济陷入金融危机之后的衰退迟迟不能复苏，美国政府开始横加干涉中美贸易甚至限制其他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意图对中国经济加以遏制，将中国的产业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排挤出去或者通过巧取豪夺归美国掌握，这更加表明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高瞻远瞩。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几万个最大的企业就是一切，数百万个小企业算不了什么。”他还提到，美德两国的托拉斯订立了瓜分世界的协定，“还规定要互相交换发明和试验结果”。习近平同志也指出：“我们同国际先进水平在核心技术上差距悬殊，一个很突出的原因，是我们的骨干企业没有像微软、英特尔、谷歌、苹果那样形成协同效应。美国有个所谓的‘文泰来’联盟，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只配对英特尔的芯片。在核心技术研发上，强强联合比单打独斗效果要好，要在这方面拿出些办法来，彻底摆脱部门利益和门户之见的束缚。抱着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想法，抱着自己拥有一亩三分地的想法，形不成合力，是难以成事的。”因此，要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重视发展那些支配所有其他部门的工业部门，我国在产业组织上还需要进一步改革，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大企业和企业集团上，推动强强联合。

上述三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正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得到了巨大发展，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经济状态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社会才进入了新时代，而人民的需要的结构从物质文化方面转向更加丰富更加全面的美好生活各方面，自然也要求社会生产在供给的结构方面进行调整。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四个新境界是从以往注重生产力的发展，转向同时注重生产关系的完善；第五个新境界是对使用价值、价值和财富等政治经济学概念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升；第六个新境界是开拓了国际视野，从适应经济全球化转向引导好经济全球化，直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除了上述六大新境界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有其他方面的程度相对弱一些的推陈出新，这里就不再一一陈述了。

四、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了新的境界。但是，历史发展没有止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开拓也没有止境。而且正如《习文》所指出的，“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大潮中，能不能驾驭好我国经济这艘大船，是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只有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才能像《习文》所说的那样，“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那么，如何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呢？《习文》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科学的方法论和正确的思考方式，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得出正确结论”。为此，就需要我们“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而这也是《共产党宣言》对全体共产党人的要求：“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为了更好地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习文》提出了“六个坚持”，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只有把握好这“六个坚持”，才能在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时不会跑偏方向，才能在借鉴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时，做到《习文》所要求的“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对其中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不能照抄照搬”。这就要求我们具有批判精神，要善于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进行批判。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不批判，无学术。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有人因为马克思曾经根据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成熟的价值理论展开自己的相关研究，就以为可以把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观点“照搬”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去加以组合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声称这是向马克思学习。但这种做法只是列宁批判过的折中主义。事实上，马克思虽然使用了一些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词汇，但这些词汇的内涵却有了很大的改变。马克思曾经给恩格斯写信说：“我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因此，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借鉴是推翻式的借鉴，也就是加以批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篇文献就是恩格斯写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写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他后来完成的政治经济学巨著《资本论》也有一个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习近平同志还告诫我们，在借鉴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时，“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正因为如此，《习文》强调：“在我们的经济学教学中，不能食洋不化，还是要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大讲特讲，不能被边缘化。”与延续了庸俗经济学传统从而“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的西方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疑要科学得多，但是如今高校经济学院大讲特讲的仍然是西方经济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使中国的优秀人才不能从事真正科学的研究，极大地妨碍了我们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要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除了做到《习文》所指出的“六个坚持”之外，还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绝不是或者说绝不只是学术界的事，它也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事。这是因为，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是一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事情，也是党和国家的一项事业。因此，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是一件需要学术界与各级党委和政府共同努力的大事。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同志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而对于学术界来讲，除了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还要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做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深入”即“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能够“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真实情况，广泛调研，潜心研究，不断拿出具有真知灼见的成果”。

（作者简介：余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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